解读糖王：“亚洲糖王”郭鹤年的期货往事

而我只能滞后两个小时才得到。如果他们之间能有充分沟通，我就玩完了。幸好他们鲜有交流。

也从不胡来。我是一个坚信原则的商人，所以大家都挺喜欢我。若错算了利润，我们会马上退回，从不争辩。

1963年，伦敦也有其他亚洲地区来的商人，但我觉得没有任何人像我这么勤奋。

日本的大型综合商社都汇集于伦敦，但他们的交易员就如机轮上的小齿轮，就连他们在伦敦或东京总部的管理层也看轻他们。

日本无疑是个贸易大国，但大公司里的职员却不精通商品交易。他们把生意都交给有关联的日本公司，或带他们外出享用美酒佳肴的人，这就是他们的交易方式。

“在商品交易中，亏损的痛楚让人痛入心腑。相反，大额盈利所带来的狂喜就如香槟上头般兴奋。所以交易者必须投入自己的资金才会用心。”

而日本资金的拥有者是银行，由一个极大的官僚架构来操控。当然，这是一个笼统的看法。

我相信日本也有优秀的交易商，可是我从来没有遇见过。

4、生逢其时

回到1960和1970年代，海洋里都处是鱼儿，鲨鱼偶有两条。对我而言，在这样的水域里捕鱼简直是轻而易举。

至今，尽管市场变化不大，但鲨鱼却多了很多。有时，海里小鱼好像已所余无几，有的只是鲨鱼。

这一行雇用了大批理科、工科的荣誉毕业生，也有博士生不断努力地优化规则系统，我对这些全然不懂。

如果1960和1970年代有今天的科技和资讯传播速度，我肯定自己就像一条离水之鱼，难以生存。

我的成功并不是依靠科技。

今天，依然有人赚钱、有人亏钱，但竞技场的地面已变得越来越湿滑。

人真的要生逢其时。

1963年，我去了英国四次，做食糖交易。1964年又去了两三次，之后每年我都会去英国。

凭着我们的努力和一点精明，公司在1958至1999年期间在糖业上获得了丰厚利润。唯一一次濒临灾难边缘的就是1963年9月，幸得飓风弗洛拉来拯救了我。

我记得1964年12月的一天，伦敦某晚报称我为“东方糖王”。这个称号就是从那时起流传开去。

称谓的来源，是由于我是全球少数几个完全整合了糖业生产和贸易的工业家之一，我们的业务覆盖了糖业的所有范畴。纵使如此，我总觉得“糖王”这个称谓还是不太恰当。

5、节奏交易

每次离开伦敦飞回新加坡时，总有远离壁炉800英里之感。

因为在伦敦时，就仿如坐在烧得熊熊的炉火前，对要添加多少柴火了如指掌。若只远观遥距作业，我根本无办法超越任何人。

我发现，只有一种方法能进行遥距贸易，就是“节奏交易”——这是我自创的一个词。

在学跳探戈或桑巴舞时，你就会知道跳得好全靠节奏。老师会告诉你，现在左脚往后、往后、往前侧步。可一旦节奏出错，你就必须专注去听音乐，再重新找回平衡。

千万不要让任何人，包括坐在身边的至爱对你说：“罗伯特，伸出右脚。”

旁观者越介入，你就越糊涂。所以，即使你时间掌握不好出了错，只要注意节奏，你是会重新跟上的。

在交易中，如果我感觉节奏出了偏差，我就会减少交易量，以降低风险。

在我的商业生涯中，节奏是一个至为关键的概念。

整体上，英国的糖交易商都是最聪敏和精明的。

我遇到的第一个糖交易商是罗伊·费希尔（ Roy Fisher），他于1959年来到马来西亚。我记得曾带他去光顾吉隆坡一家叫金鸡酒店（LeCqdOr）的仿法国菜餐厅，我们后来还成为了密友。

罗伊在J·V·Drake ltd工作，该公司不久便与一家咖啡、可可豆贸易公司合并，改名德雷克公司。J·V·Drake Ltd 的董事长是汤姆·德雷克上校（ Colonel Tom drake），是弗朗西斯·德雷克爵士（ Sir fran-cis Drake））的直系后裔。罗伊·费希尔是该公司白糖部的第二号人物，他的顶头上司是艾伦·亚瑟（ Allan arthur），是一位前英国殖民政府公务员，其妻子唐（Dawn）是德雷克家族的成员。

另一位很卓越的交易商，是来自曼氏公司的迈克尔·斯通（Michael STone），我们也成为了很亲密的朋友。该公司从18世纪以来一直是行内的老牌经纪公司。

我和迈克尔·斯通1961年首次碰面，他像从天而降似的来到新加坡见我。罗伊和迈克尔是那个年代两位最杰出的食糖交易商。

6、五五分账

大约在1958年间，我聘用了叶绍义（ Piet Yap）。他当时为一间荷兰驻新加坡贸易公司 nternazio（前身为鹿特丹贸易公司）做食糖交易。

绍义是苏门答腊籍华人，会讲荷兰语、印尼语和英语。

有一天，跟他通电话说：“绍义，你何不离开这荷兰殖民主义公司呢？你知道荷兰已是夕阳西沉，而苏加诺（ Sukarno）将会把荷兰人赶出印尼。不如来加盟我们吧！我们是一家年轻公司，正需要你。”

绍义生于印尼，他能争取印尼的生意，而他与苏达索（ Sudarso）也有交情。苏达索是爪哇贵族，是印度尼西亚国家糖业委员会（印尼国家后勤局成立之前的机构）的董事。

当时印尼很穷，急需外汇，于是政府规定食糖必须由本地农作物如椰子和西米来加工生产。在1960年初，印度尼西亚国家糖业委员可以出口一点以离心机分解出来的食糖。

苏达索有时也会给予我们一些生意。我们与印尼的最初几笔交易是与J·V·Drake联手做成的。

我清楚记得第一笔交易的经过，那是1962年的一个公众假日。

我和绍义在办公室工作，他告诉我：

“我刚和印度尼西亚国家糖业委员会的 Bapak（意指父亲，是印尼的尊称）苏达索通电话。他以固定价格给我留了三万吨糖，为期一周。我现在给J·V· Drake发个电报，看看能否把糖卖给他们。你觉得我们一吨赚5先令怎么样？”

绍义这时已经坐在电报机前，并把J·V·Drake的艾伦·亚瑟（ Alan Arthur）召唤到伦敦那端的电报机前。

绍义正要以电报发出报价时，我打断他说：“绍义、绍义，等等，等等！”

我想了一下，指示他写道：“我们手握印尼国家糖业委员会的三万吨糖（我并没有透露价格）。你们是否愿意与我们联手买卖，利润五五分账？若愿意我们将把整笔交易情况告知。”

艾伦·亚瑟回道：“非常乐意。”

我们与J·V· Drake联手做了几笔交易（我们之间并没有书面协议，靠的是合作伙伴关系）。当时，J·V·Drake已是国际知名的交易商，而我们才在摸索学习。

通过联手而非单做代理，我们成为了交易的主角。

我们承接了生意，由他们卖出，然后摊分利润。

一个是在东南亚冒起的新加坡华人公司，另一个是伦敦市首屈一指的食糖交易商通过这合作模式，彼此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牢固。

这次联手交易是从印尼出口至欧洲、中东或日本。我们接货，而J·V·Drake则负责推销，相互之间不收取任何费用，所以双方均获得不错的盈利。

如果我们只是做代理商，纯粹把接到的生意转手，那每吨就只能赚取5先令佣金，也就是说，一笔一万吨的交易，我们只能赚2500英镑。

但联手后，假设我们以20英镑一吨的价格买入，24英镑卖出，我们两家就可以平分5万英镑。